第102章昭帝改革
自王朝初期以来,朝廷习惯于对个人赐给某些名誉官衔(如侍中)。这些人没有特定的职责或官俸,不过是荣誉或受宠的标志,接受官衔的人数也没有正式限制。他们能随意进入皇宫,个人可以伴随皇帝,从皇帝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,渐渐地形成一个势力集团。这个集团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内廷,而被正式任命和有官俸的文官组成的势力,就被称做外廷。
如果一名侍中,得到皇帝的任命,去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,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指责和权限而行使其权力。久而久之,皇宫大内最有权力的人物,不是丞相,不是将军,而是尚书令,因为他能直接觐见皇帝,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动的必要的认可。而在这一群人中,以大司马的名誉头衔最高,因此所获的权力,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此刻的霍光,便是出于内廷之中的官员,能够直接和皇帝接触,也就掌握着甚至比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还可怕的权力。
恰逢此时,霍光有感于苏武的志气,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的他召还京都长安,任为典属国。燕王着手布置诛除霍光的事宜,知晓霍光竟然做出如此举动,遂心中大喜,忙向皇帝上书,诬告霍光意欲借助匈奴兵力,同时暗自调动京城兵力,封锁都城,目的就是为推翻昭帝,自立为帝。燕王刘旦继而请求皇帝准许自己带兵入宫,旨在为了防止霍光,拱卫皇帝和京师。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不在朝堂时,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,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“罪状”,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,进而废掉汉昭帝。这封信很顺利的递到了昭帝的书桌上,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,昭帝虽然貌不惊人,平时也没有什么很明智的举动,但实际上却聪明得很。所以揭发信到了昭帝手中,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,一方面,他不相信燕王所说;另一方面,他也想顺势看看,霍光对于自己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。霍光很快就知晓了这件事情,于是,到了第二天他便故意不上朝,而是站在先帝所赠“周公背成王图”的图画面前,以示清白,同时也要昭帝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果然,昭帝见霍光竟然没有上朝,遂当朝问道:“霍卿家何以会不来上朝?”上官桀乘机说道:“这正证明了霍光的心虚,他定然是知晓了燕王刘旦的告密信,由此可见,其情报网络的严密,陛下危矣,请责罚于他。”哪知昭帝竟然一点也不为所动,他诏来霍光,淡然笑道:“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,你是没有罪的。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,时间用不了十天,燕王刘旦远在外地,怎么能够知道呢!况且,你如果真要推翻我,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!”
上官桀想不到,己方几个人苦心经营的计谋,竟然叫这个年方十四岁的小子给一语揭穿,不禁对昭帝心生恐惧。朝臣见皇帝如此聪明果决,心生赞叹之余,也不禁生出了死心塌地跟随皇帝的心思。
一计不成,自然又生二计。上官桀等人的阴谋,在昭帝的火眼金睛之下,自然不攻自破。于是,上官桀等人遂决定铤而走险,用最后的武装手段解决问题。上官桀给燕王献计,要长公主配合自己,先麻痹霍光,让他降低防范之心,继而宴请于他,在宴会上杀了他。如此,则昭帝就成为没有翅膀的鸟,只能任由他们宰割。可是,人算不如天算,上官桀等人万万没有料到,事情会出在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身上,可谓百密一疏。那人听闻上官桀的计谋,遂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(司马迁之婿)告发,杨敞为人正直,忠于朝廷,但是为了明哲保身,遂将此事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。此人专门行别人不敢行的事情,他毫无顾忌地将此事告诉了昭帝和霍光。于是,事情败露,霍光和皇帝决定,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,就先发制人。昭帝连夜下令,将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,上官桀还没有明白疏漏出在哪里,就落得个殒命灭族的下场,而长公主、燕王刘旦也自知不得赦免,遂自杀身亡。
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,还没有开始实施,就被霍光粉碎了。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,又是霍光的外孙女,所以未被废黜。纵观全局,其实上官桀等人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,一者,他们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;二者,燕王虽然是武帝子嗣,但由他继承皇位则名不正言不顺,因为天下都知晓,武帝遗诏,是立刘弗陵为帝;第三,则是御下不严,发动政变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,他们却布置得一点也不严谨,到了事发之后,还不知道疏漏出在哪,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挡一时的措施。
从此,霍光独大,权力的膨胀也刺激了野心的生长,霍光渐渐从一个“忠臣”转变为一个“权臣”。
从性质上说,霍光与上官桀、燕王旦等人的斗争,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,也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。霍光等人,在武帝时期虽可以长期出入宫禁,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,无论是实际的权力还是财富都难以和许多名门望族相提并论,他所代表着的,正是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。因此,他在一定程度上,必然会受到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压制,以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等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,对于霍光辅佐的昭帝的不满,就显示了这种情况。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,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的政变在无形之中被粉碎,也就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、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,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,这就有利于抑制落后腐朽的势力的发展,从而推动社会前进。
此后,霍光权倾朝野,同时还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,让其弟弟、儿子、女婿等人也纷纷担任要职,霍氏一门的势力达到高峰。此时此刻,昭帝才只有十四岁,后人评价说:“汉昭帝年十四,能察霍光之忠,知燕王上书之诈,诛桑弘羊、上官桀。高祖、文、景俱不如也。”
眼见昭帝如此大才,霍光心中也暗自想到,这昭帝将来如果不出意外,必然能够成为一代明君。
因此,霍光决意,一心辅佐昭帝,在他的辅佐下,昭帝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。一者,霍光看到,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、四处封禅,造成了国力的严重损耗,农民负担沉重,大量破产,使得国内矛盾不断激化。于是,霍光建议昭帝,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,裁汰冗员,减轻赋税,与民休息。二者,则是对匈奴的战和关系,昭帝继位之前,霍光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做法心怀不满,只是那时候霍光实力太小,不敢表露心迹。如今,霍光大权独揽,遂和昭帝商议,一改过去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,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,以改善双方的关系;另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,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、乌桓等,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,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,也有助于皇朝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专制权力的巩固。三者,则是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,在上官桀等人未被诛除之前,霍光与他们便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,那就是关于盐铁是否进行专卖。武帝时期,就实行盐铁专卖,引起天下议论,所以到了昭帝继位不久,霍光便于始元六年(公元前81年)召开“盐铁会议”,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。桓宽所编著的《盐铁论》一书对于此次关乎汉朝经济政策的讨论,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其实汉武帝的盐铁官营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,当时武帝正全力反击匈奴,国家财政陷于空虚之境,此等政策乃广开财源、增加赋税收入的临时政策。但是武帝没有预料到,官营盐铁、酒榷、均输等政策的实行,随着国家体系的延伸和战争的迁延,政策施行的结果逐渐违背了武帝的初衷,中小地主的利益深受损害,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、大地主及大商人之手。于是出现了官吏“行奸卖平”,而“农民重苦,女红再税”的状况,以及“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,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”的局面,大官僚大地主财富愈积愈多,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却日趋贫困。
因此,早在昭帝即位之初,霍光就依此要求改变盐铁官营、酒榷、均输等经济政策。为了给盐铁会议的召开做准备,昭帝始元元年(公元前86年)闰十二月,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,察举贤良,访问民间疾苦,搜集事关盐铁政策的材料证据。经过争论,昭帝下诏依然保留盐铁专卖,但取消了酒的专卖。后来又逐步废除了盐铁官营、均输等政策,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利益,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,调整了阶级关系,最终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。总体而言,这三项措施的严格施行,使得武帝后期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三个大的方面所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,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,国力得到增强,史称“百姓充实,四夷宾服”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评价道:“武帝之末,海内虚耗,户口减半,霍光知时务之要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。至是匈奴和亲,百姓充实,稍愎文、景之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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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名侍中,得到皇帝的任命,去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,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指责和权限而行使其权力。久而久之,皇宫大内最有权力的人物,不是丞相,不是将军,而是尚书令,因为他能直接觐见皇帝,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动的必要的认可。而在这一群人中,以大司马的名誉头衔最高,因此所获的权力,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此刻的霍光,便是出于内廷之中的官员,能够直接和皇帝接触,也就掌握着甚至比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还可怕的权力。
恰逢此时,霍光有感于苏武的志气,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的他召还京都长安,任为典属国。燕王着手布置诛除霍光的事宜,知晓霍光竟然做出如此举动,遂心中大喜,忙向皇帝上书,诬告霍光意欲借助匈奴兵力,同时暗自调动京城兵力,封锁都城,目的就是为推翻昭帝,自立为帝。燕王刘旦继而请求皇帝准许自己带兵入宫,旨在为了防止霍光,拱卫皇帝和京师。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不在朝堂时,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,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“罪状”,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,进而废掉汉昭帝。这封信很顺利的递到了昭帝的书桌上,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,昭帝虽然貌不惊人,平时也没有什么很明智的举动,但实际上却聪明得很。所以揭发信到了昭帝手中,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,一方面,他不相信燕王所说;另一方面,他也想顺势看看,霍光对于自己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。霍光很快就知晓了这件事情,于是,到了第二天他便故意不上朝,而是站在先帝所赠“周公背成王图”的图画面前,以示清白,同时也要昭帝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果然,昭帝见霍光竟然没有上朝,遂当朝问道:“霍卿家何以会不来上朝?”上官桀乘机说道:“这正证明了霍光的心虚,他定然是知晓了燕王刘旦的告密信,由此可见,其情报网络的严密,陛下危矣,请责罚于他。”哪知昭帝竟然一点也不为所动,他诏来霍光,淡然笑道:“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,你是没有罪的。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,时间用不了十天,燕王刘旦远在外地,怎么能够知道呢!况且,你如果真要推翻我,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!”
上官桀想不到,己方几个人苦心经营的计谋,竟然叫这个年方十四岁的小子给一语揭穿,不禁对昭帝心生恐惧。朝臣见皇帝如此聪明果决,心生赞叹之余,也不禁生出了死心塌地跟随皇帝的心思。
一计不成,自然又生二计。上官桀等人的阴谋,在昭帝的火眼金睛之下,自然不攻自破。于是,上官桀等人遂决定铤而走险,用最后的武装手段解决问题。上官桀给燕王献计,要长公主配合自己,先麻痹霍光,让他降低防范之心,继而宴请于他,在宴会上杀了他。如此,则昭帝就成为没有翅膀的鸟,只能任由他们宰割。可是,人算不如天算,上官桀等人万万没有料到,事情会出在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身上,可谓百密一疏。那人听闻上官桀的计谋,遂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(司马迁之婿)告发,杨敞为人正直,忠于朝廷,但是为了明哲保身,遂将此事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。此人专门行别人不敢行的事情,他毫无顾忌地将此事告诉了昭帝和霍光。于是,事情败露,霍光和皇帝决定,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,就先发制人。昭帝连夜下令,将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,上官桀还没有明白疏漏出在哪里,就落得个殒命灭族的下场,而长公主、燕王刘旦也自知不得赦免,遂自杀身亡。
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,还没有开始实施,就被霍光粉碎了。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,又是霍光的外孙女,所以未被废黜。纵观全局,其实上官桀等人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,一者,他们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;二者,燕王虽然是武帝子嗣,但由他继承皇位则名不正言不顺,因为天下都知晓,武帝遗诏,是立刘弗陵为帝;第三,则是御下不严,发动政变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,他们却布置得一点也不严谨,到了事发之后,还不知道疏漏出在哪,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挡一时的措施。
从此,霍光独大,权力的膨胀也刺激了野心的生长,霍光渐渐从一个“忠臣”转变为一个“权臣”。
从性质上说,霍光与上官桀、燕王旦等人的斗争,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,也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。霍光等人,在武帝时期虽可以长期出入宫禁,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,无论是实际的权力还是财富都难以和许多名门望族相提并论,他所代表着的,正是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。因此,他在一定程度上,必然会受到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压制,以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等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,对于霍光辅佐的昭帝的不满,就显示了这种情况。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,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的政变在无形之中被粉碎,也就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、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,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,这就有利于抑制落后腐朽的势力的发展,从而推动社会前进。
此后,霍光权倾朝野,同时还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,让其弟弟、儿子、女婿等人也纷纷担任要职,霍氏一门的势力达到高峰。此时此刻,昭帝才只有十四岁,后人评价说:“汉昭帝年十四,能察霍光之忠,知燕王上书之诈,诛桑弘羊、上官桀。高祖、文、景俱不如也。”
眼见昭帝如此大才,霍光心中也暗自想到,这昭帝将来如果不出意外,必然能够成为一代明君。
因此,霍光决意,一心辅佐昭帝,在他的辅佐下,昭帝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。一者,霍光看到,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、四处封禅,造成了国力的严重损耗,农民负担沉重,大量破产,使得国内矛盾不断激化。于是,霍光建议昭帝,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,裁汰冗员,减轻赋税,与民休息。二者,则是对匈奴的战和关系,昭帝继位之前,霍光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做法心怀不满,只是那时候霍光实力太小,不敢表露心迹。如今,霍光大权独揽,遂和昭帝商议,一改过去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,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,以改善双方的关系;另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,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、乌桓等,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,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,也有助于皇朝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专制权力的巩固。三者,则是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,在上官桀等人未被诛除之前,霍光与他们便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,那就是关于盐铁是否进行专卖。武帝时期,就实行盐铁专卖,引起天下议论,所以到了昭帝继位不久,霍光便于始元六年(公元前81年)召开“盐铁会议”,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。桓宽所编著的《盐铁论》一书对于此次关乎汉朝经济政策的讨论,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其实汉武帝的盐铁官营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,当时武帝正全力反击匈奴,国家财政陷于空虚之境,此等政策乃广开财源、增加赋税收入的临时政策。但是武帝没有预料到,官营盐铁、酒榷、均输等政策的实行,随着国家体系的延伸和战争的迁延,政策施行的结果逐渐违背了武帝的初衷,中小地主的利益深受损害,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、大地主及大商人之手。于是出现了官吏“行奸卖平”,而“农民重苦,女红再税”的状况,以及“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,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”的局面,大官僚大地主财富愈积愈多,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却日趋贫困。
因此,早在昭帝即位之初,霍光就依此要求改变盐铁官营、酒榷、均输等经济政策。为了给盐铁会议的召开做准备,昭帝始元元年(公元前86年)闰十二月,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,察举贤良,访问民间疾苦,搜集事关盐铁政策的材料证据。经过争论,昭帝下诏依然保留盐铁专卖,但取消了酒的专卖。后来又逐步废除了盐铁官营、均输等政策,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利益,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,调整了阶级关系,最终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。总体而言,这三项措施的严格施行,使得武帝后期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三个大的方面所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,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,国力得到增强,史称“百姓充实,四夷宾服”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评价道:“武帝之末,海内虚耗,户口减半,霍光知时务之要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。至是匈奴和亲,百姓充实,稍愎文、景之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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