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4章“上党从来天下脊”
秦昭襄王深谙用人之道,纵观整个战国历史,似乎只有秦昭襄王,在唯才是举、文武搭配上做得最为出色。自从魏冉等人淡出秦国的政治舞台之后,白起就不再是宣太后政治集团的人,当然他也不是秦昭襄王的人,而是秦国的人,能够让他忠心的唯有秦国本身。
可是秦王需要的人不仅要忠于这个国家,还要忠于他个人。因为只有这样,秦国才能够不断强盛,他才能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所以范雎的出现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。
白起和范雎之间,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争斗,不如说是忠于个人还是忠于国家的争斗。在那个时代,王权是高于国家权力的,依此几乎可以断定范雎和白起的不同结局。
范雎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,更加注意维护秦王和自己的利益。而白起则不同,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攻灭六国、实现天下一统上。
而阻挡白起实现这个宏图伟愿的最大绊脚石就是赵国,他知道自己和赵国必将有一个决定战国未来命运的战略大决战。秦国胜利,则终结战国的必将是秦国;反之,如果赵国胜则赵国必将主持将来的战国局势。至少,秦国经此一役之后,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恢复生机……
当时,魏国连番损兵折将,韩国空有其名,楚国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,齐国正和秦国交好,正是秦国攻击赵国的最佳时机。
白起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,在于他能够在战前做充分的准备。从前白起之所以能够率领区区10万将士便能够横扫天下,动辄砍头几十万,就在于那些国家在很多方面赶不上秦国。但赵国的实力却不可小觑,当时赵国的军事实力与秦国相差无几,无论是在兵力总数、兵源配置、战将谋略等,赵国都能够和秦国一较高下。
白起与赵国大战一场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,原因之一是没有碰到强劲的对手,白起与赵国军队虽打过几仗,却未曾和他心中最大的对手廉颇交手,等到白起成了天下名将,廉颇已经开始淡出赵国的军事舞台;之二则是没有碰到合适的地方,白起用兵讲究出其不意,掩其不备,而往往在这些过程中,与魏国、韩国的兵力胶着在一起。
所以,白起一直在等待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。“天时”者,就是要恰当的时机出击,如今已经具备了;所谓“地利”,则是需要抢占有利的位置,如今秦国和赵国各自凭借着坚固的城池相互对峙,“地利”上秦国还谈不上优势;所谓“人和”,秦国自然众志成城要打击赵国,这时六国之中的赵国已经被成功孤立起来,只是眼下赵国国内民心尚稳定,“人和”上的优势,还不是很明显有效。只有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三项齐备,白起才会选择给赵国致命一击。白起知道他等待的大战关乎他自己的名誉和秦国的地位,所以必须慎之又慎。
白起的战略战术通过阙与之战、华阳之战、攻灭楚国等战役已经表现得很明显。
第一,白起作战坚持的是打歼灭战的思想,所以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攻城夺地,还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白起作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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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特点是善于野战进攻,战必求歼。这和后来的飞将军李广、西汉卫青、大唐李靖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很善于打歼灭战的白起,将围歼战术运用得很出色。
第二,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,白起更加强调追击战,对兵书中所言“穷寇莫追”根本不屑一顾。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,即使敌人有伏击,他也能够将计就计。所以每次作战后,白起还会对敌人穷追猛打,与商鞅的“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”(《商君书·战法第十》)的战略思想大相径庭。
第三,白起重视野战筑垒工事。战争中经常需要诱敌军走出营垒,继而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,并布置重兵防止败军突围。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方法,可谓前无古人。
第四,在战前进行精确料算,这是军事家最神往的境界——料敌于先。不论敌我双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国际国内局势如何,白起在战前都会对其进行精确的料算。他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所在,能“未战即可知胜败”(《战国策·中山》)。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,毫不吝啬地称赞白起为“料敌合变,出奇无穷,声震天下”。
有如此四点,再加上以往的战绩,白起被称为“战神”实在是实至名归。而这个名号远远不止于简单的一个称号,它带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。许多将领只要一听闻是白起亲自领兵作战,便会闻风丧胆,最终不战而逃。这个时候白起就会发挥他的优势——穷追猛打。于是,很多战场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:一方丢盔弃甲,狼狈而逃,并且最终一个个倒了下去,虽然所剩无几,依然被屠戮;而另一方人马则不顾一切地收割着他们的人头,丢了上衣盔甲,只拿着大刀如屠猪宰羊一样,在战场上发疯似的追击。
最终,所有国家的所有部队,都成了白起选择的猎物。但他选择的首要猎物是韩国。首先打击韩国,不仅能够抢占有利的地形,夺取肥沃的土地,还能够将一支利剑戳在赵国的鼻梁跟前。如此,战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秦国的手中。
在公元前264年,白起攻打韩国的陉地(今山西曲沃),韩军不敌,白起一路攻克了5座城池,5万韩军被斩杀。次年,白起又率领5万兵力攻击韩国的南阳,韩国的太行道在一把大火中被断绝。从此,韩国与魏国的道路被彻底阻断,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。
而关于白起此次作战的韩国南阳地区的确切地点,今人有过激烈的讨论。
就当时而言,南阳地区有两种存在状态,第一种是楚国和韩国的南阳。这里的南阳指的应该是王屋山以南、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,而在这以前,即周赧王二十五年(公元前290年),秦军就将这一地区分割在伊阙以西地区。白起要获取此地简直就是探囊取物,所以在26年的时间内白起丝毫不为所动,到了此时才率军夺取,似乎不合情理。
第二种就是魏国和韩国共同存有的南阳地区。即今天的河南济源到获嘉一带的广大地区。此地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,后来在韩、赵、魏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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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分晋时,南阳被一分为二,魏国的南阳就是今天的修武县。周赧王四十七年(公元前268年),秦军便攻克了魏国的怀邑地区(今河南武涉),白起犯不着重新攻克一遍,因为此地早就成了秦国的占领区。
有人认为韩国的南阳应该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县一带,胡三省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了分析:韩国的南阳,就是河内、野王一带。只可惜,对于野王的确切位置则语焉不详。历史上普遍的观点认为,野王就是今天的沁阳县,韩国的南阳、古代的野王、今天的沁阳,指的是一个地区。可是以后的历史却是,两年之后,白起占领了野王,这种重复性攻击,是不应该发生的。
而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则指出,韩国的南阳就是今天河南沁阳县,只是野王并非沁阳,而是河南博爱县。这样解释,一切的疑惑便迎刃而解了。
白起此举战略意图明显:巩固邢丘、怀邑、太行山一带的防线,以切断韩国和魏国的联系,进而掌握整个三晋之地的局势变动。
又过了一年,白起再率部攻克了韩国的野王(今河南沁阳),切断了韩之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。这样一来,上党(今山西长治)就成了韩国悬于境外的一块飞地,顷刻之间就会被秦军灭亡。
上党地区是秦国和赵国争夺的关键地带。《荀子》称上党为“上地”其意思就是指高处的、上面的地方,即“居太行山之巅,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”。而《释名》对上党一地的解释是:“党,所也,在山上其所最高,故曰上党也。”上党地区地势险要,古时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,“得上党可望得中原”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。除此之外,上党还是传说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。尧舜禹、夏商周,各个时代的都城都大多围绕上党建设,而且每个都城之间相隔不过百里。向西,就是临汾盆地,为尧都平阳所在地;向东再行走百里之地,则是殷商都城安阳;向南则是夏朝都城阳城、周代都城洛阳;向西南则是舜都蒲坂和大禹都城安邑,也就是著名的运城盆地。到了春秋时期,周王室衰微,群雄并起,韩、赵、魏三晋之国都在此地同时设置了自己的郡,而且都为其命名为上党。即韩国上党、赵国上党、魏国上党。
上党地区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,主要为长治和晋城两座城市,它身处高地,却在群山的环抱之中。它的西南部为王屋、中条两座大山,与今河南省分界;东部与东南部是太行山脉,与今天的河北、河南两省分界;北面是五云山、八赋岭等山地;西面则是太岳山脉。由此可见,其地势十分险要,易守难攻。
清代狄子奇《国策地名考》对上党的解释是“地极高,与天为党,故曰上党”。苏东坡也在诗词中赞叹道:“上党从来天下脊。”
当时从上党可俯瞰中州,其与河东、并州相连,是当年晋国咽喉的咽喉之地。由此可见,秦国如果能够得到上党,退可以依仗太岳山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;进可以攻击韩国都城新郑,威慑魏国都城大梁,威胁赵国战略重地长平。秦军对此地势在必得,到时白起就能够实现和赵国军队的真正决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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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秦王需要的人不仅要忠于这个国家,还要忠于他个人。因为只有这样,秦国才能够不断强盛,他才能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所以范雎的出现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。
白起和范雎之间,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争斗,不如说是忠于个人还是忠于国家的争斗。在那个时代,王权是高于国家权力的,依此几乎可以断定范雎和白起的不同结局。
范雎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,更加注意维护秦王和自己的利益。而白起则不同,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攻灭六国、实现天下一统上。
而阻挡白起实现这个宏图伟愿的最大绊脚石就是赵国,他知道自己和赵国必将有一个决定战国未来命运的战略大决战。秦国胜利,则终结战国的必将是秦国;反之,如果赵国胜则赵国必将主持将来的战国局势。至少,秦国经此一役之后,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恢复生机……
当时,魏国连番损兵折将,韩国空有其名,楚国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,齐国正和秦国交好,正是秦国攻击赵国的最佳时机。
白起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,在于他能够在战前做充分的准备。从前白起之所以能够率领区区10万将士便能够横扫天下,动辄砍头几十万,就在于那些国家在很多方面赶不上秦国。但赵国的实力却不可小觑,当时赵国的军事实力与秦国相差无几,无论是在兵力总数、兵源配置、战将谋略等,赵国都能够和秦国一较高下。
白起与赵国大战一场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,原因之一是没有碰到强劲的对手,白起与赵国军队虽打过几仗,却未曾和他心中最大的对手廉颇交手,等到白起成了天下名将,廉颇已经开始淡出赵国的军事舞台;之二则是没有碰到合适的地方,白起用兵讲究出其不意,掩其不备,而往往在这些过程中,与魏国、韩国的兵力胶着在一起。
所以,白起一直在等待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。“天时”者,就是要恰当的时机出击,如今已经具备了;所谓“地利”,则是需要抢占有利的位置,如今秦国和赵国各自凭借着坚固的城池相互对峙,“地利”上秦国还谈不上优势;所谓“人和”,秦国自然众志成城要打击赵国,这时六国之中的赵国已经被成功孤立起来,只是眼下赵国国内民心尚稳定,“人和”上的优势,还不是很明显有效。只有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三项齐备,白起才会选择给赵国致命一击。白起知道他等待的大战关乎他自己的名誉和秦国的地位,所以必须慎之又慎。
白起的战略战术通过阙与之战、华阳之战、攻灭楚国等战役已经表现得很明显。
第一,白起作战坚持的是打歼灭战的思想,所以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攻城夺地,还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白起作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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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特点是善于野战进攻,战必求歼。这和后来的飞将军李广、西汉卫青、大唐李靖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很善于打歼灭战的白起,将围歼战术运用得很出色。
第二,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,白起更加强调追击战,对兵书中所言“穷寇莫追”根本不屑一顾。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,即使敌人有伏击,他也能够将计就计。所以每次作战后,白起还会对敌人穷追猛打,与商鞅的“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”(《商君书·战法第十》)的战略思想大相径庭。
第三,白起重视野战筑垒工事。战争中经常需要诱敌军走出营垒,继而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,并布置重兵防止败军突围。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方法,可谓前无古人。
第四,在战前进行精确料算,这是军事家最神往的境界——料敌于先。不论敌我双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国际国内局势如何,白起在战前都会对其进行精确的料算。他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所在,能“未战即可知胜败”(《战国策·中山》)。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,毫不吝啬地称赞白起为“料敌合变,出奇无穷,声震天下”。
有如此四点,再加上以往的战绩,白起被称为“战神”实在是实至名归。而这个名号远远不止于简单的一个称号,它带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。许多将领只要一听闻是白起亲自领兵作战,便会闻风丧胆,最终不战而逃。这个时候白起就会发挥他的优势——穷追猛打。于是,很多战场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:一方丢盔弃甲,狼狈而逃,并且最终一个个倒了下去,虽然所剩无几,依然被屠戮;而另一方人马则不顾一切地收割着他们的人头,丢了上衣盔甲,只拿着大刀如屠猪宰羊一样,在战场上发疯似的追击。
最终,所有国家的所有部队,都成了白起选择的猎物。但他选择的首要猎物是韩国。首先打击韩国,不仅能够抢占有利的地形,夺取肥沃的土地,还能够将一支利剑戳在赵国的鼻梁跟前。如此,战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秦国的手中。
在公元前264年,白起攻打韩国的陉地(今山西曲沃),韩军不敌,白起一路攻克了5座城池,5万韩军被斩杀。次年,白起又率领5万兵力攻击韩国的南阳,韩国的太行道在一把大火中被断绝。从此,韩国与魏国的道路被彻底阻断,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。
而关于白起此次作战的韩国南阳地区的确切地点,今人有过激烈的讨论。
就当时而言,南阳地区有两种存在状态,第一种是楚国和韩国的南阳。这里的南阳指的应该是王屋山以南、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,而在这以前,即周赧王二十五年(公元前290年),秦军就将这一地区分割在伊阙以西地区。白起要获取此地简直就是探囊取物,所以在26年的时间内白起丝毫不为所动,到了此时才率军夺取,似乎不合情理。
第二种就是魏国和韩国共同存有的南阳地区。即今天的河南济源到获嘉一带的广大地区。此地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,后来在韩、赵、魏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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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分晋时,南阳被一分为二,魏国的南阳就是今天的修武县。周赧王四十七年(公元前268年),秦军便攻克了魏国的怀邑地区(今河南武涉),白起犯不着重新攻克一遍,因为此地早就成了秦国的占领区。
有人认为韩国的南阳应该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县一带,胡三省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了分析:韩国的南阳,就是河内、野王一带。只可惜,对于野王的确切位置则语焉不详。历史上普遍的观点认为,野王就是今天的沁阳县,韩国的南阳、古代的野王、今天的沁阳,指的是一个地区。可是以后的历史却是,两年之后,白起占领了野王,这种重复性攻击,是不应该发生的。
而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则指出,韩国的南阳就是今天河南沁阳县,只是野王并非沁阳,而是河南博爱县。这样解释,一切的疑惑便迎刃而解了。
白起此举战略意图明显:巩固邢丘、怀邑、太行山一带的防线,以切断韩国和魏国的联系,进而掌握整个三晋之地的局势变动。
又过了一年,白起再率部攻克了韩国的野王(今河南沁阳),切断了韩之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。这样一来,上党(今山西长治)就成了韩国悬于境外的一块飞地,顷刻之间就会被秦军灭亡。
上党地区是秦国和赵国争夺的关键地带。《荀子》称上党为“上地”其意思就是指高处的、上面的地方,即“居太行山之巅,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”。而《释名》对上党一地的解释是:“党,所也,在山上其所最高,故曰上党也。”上党地区地势险要,古时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,“得上党可望得中原”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。除此之外,上党还是传说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。尧舜禹、夏商周,各个时代的都城都大多围绕上党建设,而且每个都城之间相隔不过百里。向西,就是临汾盆地,为尧都平阳所在地;向东再行走百里之地,则是殷商都城安阳;向南则是夏朝都城阳城、周代都城洛阳;向西南则是舜都蒲坂和大禹都城安邑,也就是著名的运城盆地。到了春秋时期,周王室衰微,群雄并起,韩、赵、魏三晋之国都在此地同时设置了自己的郡,而且都为其命名为上党。即韩国上党、赵国上党、魏国上党。
上党地区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,主要为长治和晋城两座城市,它身处高地,却在群山的环抱之中。它的西南部为王屋、中条两座大山,与今河南省分界;东部与东南部是太行山脉,与今天的河北、河南两省分界;北面是五云山、八赋岭等山地;西面则是太岳山脉。由此可见,其地势十分险要,易守难攻。
清代狄子奇《国策地名考》对上党的解释是“地极高,与天为党,故曰上党”。苏东坡也在诗词中赞叹道:“上党从来天下脊。”
当时从上党可俯瞰中州,其与河东、并州相连,是当年晋国咽喉的咽喉之地。由此可见,秦国如果能够得到上党,退可以依仗太岳山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;进可以攻击韩国都城新郑,威慑魏国都城大梁,威胁赵国战略重地长平。秦军对此地势在必得,到时白起就能够实现和赵国军队的真正决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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