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9章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
秦王国的军事力量在秦昭襄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。秦国通过与齐国、韩国、魏国的联合行动以及自己的单独行动,使楚国受到重创。为了进一步稳固东方六国的局势,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,秦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楚国的打击。
楚国与齐国的联合,给了秦国进一步进军的理由。这次,宣太后与秦昭襄王一起上演了一出“鸿门宴”。
秦国之所以会采取这个策略,是有着充分考虑的。此前,即周赧王十六年(公元前299年),秦军对楚国发动了进攻,攻陷了楚国8座城池。秦国虽有灭亡楚国的实力,但是列国正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中,只要秦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,列国必然会再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。还有一点不可忽视,楚人历来悍勇,秦国想要彻底地灭亡它绝非易事,还很可能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。到时齐国、魏国、韩国便会就此机会进攻秦国。
有鉴于此,秦国向楚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,邀请楚怀王到武关谈判。楚怀王正拿不定主意时,一位大臣向前进言道:“大王最好不要去赴约,秦国不守信用,不值得信任。”这时楚怀王的一个儿子却说:“秦国是好意,为何拒绝?”于是楚怀王便决定会见秦昭襄王。
正如那位大臣所言,秦昭襄王并没有按照约定到武关,而是用卑劣手段将楚怀王挟持到秦国的咸阳,以此要挟楚国向秦国割让土地。楚怀王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条件,结果被秦国关押起来。
消息传到楚国后,大臣们为国家安全考虑,决定另立新君。
然而,当时楚国太子却正在齐国做质子。楚国上下可谓乱成一团,家不可一日无主,国不可一日无君,楚国不可没有掌舵之人。于是,楚国文武百官多数建议,既然太子不在国中,就让楚怀王的一个庶子为登基之人,一者,可以稳定当前楚国的局势,二者,可以防备其他国家的不轨。
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楚怀王子嗣众多,如果册立庶子为君王,合乎规矩的人就太多了,眼下国际局势不稳,楚国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可能。同时楚国内部也是风云暗动,如果册立庶子,名不正言不顺,政局必将动荡不堪,原本想要的结果,就会恰如其反。
这一切,只有昭雎看得清楚明白。
昭雎为楚国的贵族大臣。平生做过很多错事,例如楚怀王时,命屈原出使齐国说服齐与之联合,而他竟然暗通张仪,致使合纵的计策就此失败。后来,齐国、秦国联兵攻楚国,面对秦军的进攻和楚怀王的命令,他竟然坚持“将在外,军令有所不受”,对楚军的困境置若罔闻,致使楚将唐昧兵败身死。直到楚国衰微,他终于改过自新,暗想如果继续下去,国家必定不得保全,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必将成为梦幻泡影。所以在楚王即将赴秦国之约时,昭雎便力劝怀王勿去,可惜为令尹子兰所阻,楚怀王终于难逃厄运。
昭雎明白唯有太子横回国主持大计,楚国才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稳定下来。于是,他决定派遣得力人手作为楚国的使者,前去齐国将太子横接回。
使者来到楚国,依照昭雎早就定下的计策,向齐王撒谎称道,楚国国王已经在去秦国之后身死。当时齐国是东方强国之一,国内自然不乏能人异士,他们虽然不能预测楚王的生死祸福,但是对于局势的分析还是很明晰的。
最终齐国得出结论:楚王很可能出事了,但是不一定死亡,楚国群龙无首,所以要接太子回去主持大局。齐国当然不会就这样让太子横回去,太子横若想回国即位,需答应齐国的条件:拿淮河以北的土地交换。
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相的,正是闻名天下的孟尝君。
孟尝君,历史只记载了他卒于公元前279年,妫姓,田氏,名文,因而更多的人称其姓名为田文。其和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“战国四公子”。
此时此刻,孟尝君正作为齐国的股肱之臣,为齐国国王出谋划策。
齐国人认为楚国要找一个人担任君王并非难事,然而要楚国奉献其淮河以北的土地给齐国,无异于是虎口夺食。因此,孟尝君进言说道:“楚国除了太子羋横之外,还有很多王子可堪大任,此次如果齐国不答应楚国的要求,不仅会就此和齐国结怨,还会让齐国背负背弃盟约的骂名。如果楚国一怒之下,立了其他人做了楚王,那么羋横在齐国手中,又有什么用处呢?到时怕羋横就成了齐国的一块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”(《战国策·楚策》)
齐国上下闻言,都觉得孟尝君说得很有道理,于是将太子羋横送回楚国,他就是楚顷襄王。太子羋横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楚国坐上王位,昭雎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。然而楚顷襄王在位时,却并没有就此重任昭雎,反而让子兰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位子。
可当初正是子兰的建议,楚怀王才会深陷秦国、前途未卜,何以楚顷襄王会闻而不察呢?其实楚襄王的心思正和后来的宋高宗一样,他们并不是“名正言顺”的获得国君之位的。对楚顷襄王而言,若不是子兰,他也许就不会登上王位,所以他才会对子兰“闻而不察”。
无论如何,楚国暂时免于战乱,江山得到了暂时的保全。太子横是最大的受益者,取代了楚怀王,开始了顷襄王的时代。秦国宣太后和昭襄王本以为借机会扣押了楚怀王,楚国会就此大乱,秦国可趁此从中渔利。没想到他们的计划泡汤,只能重新调整战略目标,开始新的战略运作。
“鸿门宴”没有起到预定的效果,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决定用武力震慑楚国。
楚顷襄王元年(公元前298年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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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军由武关出击,将楚军再次打败,杀死楚国5万士兵,夺取了析邑等15座城。楚怀王在这一时期逃脱秦国的魔掌,但中途被捉回。此时的怀王,已经被秦国当做了一个战利品,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但是其威慑力却是存在的。三年后,楚怀王幽怨不已,病死在咸阳,秦国这才把他的尸体送返。
楚顷襄王即位之后,不仅没有励精图治,想办法营救父亲回国,共同图谋楚国的强盛,反而整日沉醉在歌舞升平、声色犬马之中。这样的楚国如何抵挡得住强秦的进攻呢?
春秋战国时期,一国趁着与别国君主会见的机会将其囚禁或杀掉,并不罕见。楚国也使用过这种手段,秦国囚禁楚怀王一事反而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。但秦国扣押楚怀王对各国的威慑力特别大,因为楚国对东方各国而言仍是强国,其君王竟被秦国囚禁,可见秦国的实力已在楚国之上。
楚国百姓极重感情,尽管楚怀王对不住国家,他们仍然很怀恋楚怀王,视他为一国之君。怀王尸体运回后,楚国百姓万分哀痛。
痛定思痛,百姓将楚怀王的死归咎于公子子兰。如果不是公子子兰劝楚怀王赴会,楚怀王就不会死。
公子子兰因劝楚怀王赴会被指责,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屈原就会被称颂。在楚国,屈原品行高洁,智慧与才华兼具,深得民心。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建议,最终客死他国,这更能提升屈原的身份地位。
楚国百姓重感情,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。楚怀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,但屈原对楚国的赤胆忠心不减。
《史记》记载,屈原“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,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。意思是,屈原不忘怀念君王,复兴国家,扭转乾坤,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。
尽管屈原忠心耿耿,情志拳拳,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,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。屈原很爱国,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,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。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,借助才气,不免要发发牢骚。
屈原认为,楚怀王不用忠臣,一味听信张仪、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,丢失土地,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。
于是屈原作文章大发牢骚抱怨子兰,子兰大怒,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。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。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,顷襄王偏听偏信,屈原就被放逐了。
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、流放、放逐,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。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,披头散发,步履摇摇,一边走一边吟叹,真是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。
苏秦游说秦国不成,归家时颜色憔悴。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,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。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,如果不能实现理想,宁愿死得清白。
一位渔夫见到屈原,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。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——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(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)
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一句,将贤才被弃的失意、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渔夫告诉屈原,“举世皆浊,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”。
而屈原回复渔夫,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;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”
渔夫对屈原说,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,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,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。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,就应该随波逐流,甚至推波助澜;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,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,甚至吃酒糟。
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,屈原说,刚洗过头的人,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;刚洗干净身子的人,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。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,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?
由此可见屈原品行之高尚。屈原品行高洁,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,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。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,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。
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凸显了出来。
最后,屈原表示,宁可投江而死,葬身鱼腹,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。话都说到这个地步,屈原死志已决,无可挽回。
面对淼淼江水,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,屈原写了一篇《怀沙》。在《怀沙》中,屈原说“抚情效志兮,府诎以自抑”。意思是,摸着心胸自省,并没有一丝过错,尽管蒙冤受屈接连遭受压抑,内心也毫无畏惧。写完《怀沙》,屈原怀抱大石,“噗通”一声跳入江水中,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、辞赋大家作别纷乱的战国。
屈原自杀,究其原因原因是怀才不遇。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,是生不逢时。纵观中国历史,生不逢时的人很多,例如司马迁、贾谊、李商隐等,比比皆是。
作为怀才不遇的人,司马迁老先生写了一篇《悲士不遇赋》,起笔句就是:悲夫士生之不辰,愧顾影而独存。
细读历史,真是“楚人悲屈原,千岁意未歇。精魂飘何处,父老空更咽。”(苏轼《屈原塔》)
随后便是额外的知识拓展。
关于《渔父》的作者,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,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《楚辞章旬》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《楚辞》的基础上作注。在《楚辞》中,《渔父》已作为屈原的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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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据此,则认定屈原作《渔父》,又可上推至刘向时。后世认同屈原作《渔父》,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《昭明文选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但此说漏洞颇多。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贾列传》中引述《渔父》文字时,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,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在明确指出“《渔父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,又说“楚人思念屈原,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”,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。从内证来说,《渔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”,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,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“莞尔而笑”的渔父。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,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说:“《渔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(《屈原赋今译》)按之作品的实际,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。
在第一部分中,屈原开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、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。时间是在“既放”之后,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;地点是在“江潭”、“泽畔”,从下文“宁赴湘流”四字看来,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、泽畔;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,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。文中以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、心力交瘁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。
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。在这部分中,渔父上场,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。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,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。一问屈原的身份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?”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(官名),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,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。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:“何故至于斯?”落魄到这地步,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。由此一问,引出屈原的答话,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。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即自己与众不同,独来独往,不苟合,不妥协。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。针对屈原的自是、自信,渔父提出,应该学习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榜样,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“淈泥扬波”、“哺糟歠酾”,走一条与世浮沉、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。他认为屈原不必要“深思高举”,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,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。渔父是一位隐者,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。老子说:“和其光,同其尘。”(《老子》)庄子说:“虚而委蛇。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,后世成语作“虚与委蛇”)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、处世态度,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。他所标举的“圣人”,指的正是老、庄一类人物。儒家的大圣人则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坚持“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”(《九歌·橘颂》)的高尚人格的屈原,对于渔父的“忠告”当然是格格不入的。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、主张。他以“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”的两个浅近、形象的比喻,说明自己洁身自好、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。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,表明了自己“宁赴湘流”,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!”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!”《渔父》中的屈原,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、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。司马迁将《渔父》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,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,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。
全文的最后一部分,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。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,渔父“莞尔而笑”,不再答理屈原,兀自唱起“沧浪之水清兮”的歌,“鼓枻而去”。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。屈原不听他的忠告,他不愠不怒,不强人所难,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。他唱的歌,后人称之为《渔父歌》(宋人郭茂倩《乐府集》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《渔父歌》的“古辞”收入),也《沧浪歌》或《孺子歌》。歌词以“水清”与“水浊”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。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、水浊可以洗脚,大意仍然是上文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意思,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。
最后这一部分,不见于《史记》屈原本传中。从全篇结构来说,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: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;渔父无言而别、唱歌远去的结尾,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。不少研究者认为《渔父》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。但从全文的描写、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,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、贬抑渔父的意思。《渔父》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,而与此同时,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。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,从文学上溯源,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《渔父》。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,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。
《渔父》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。开头写屈原,结尾写渔父,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;中间采用对话体,多用比喻、反问,生动、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。从文体的角度看,在楚辞中,唯有此文、《卜居》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,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。前人说汉赋“受命于诗人,拓宇于楚辞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在文体演变史上,《渔父》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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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国与齐国的联合,给了秦国进一步进军的理由。这次,宣太后与秦昭襄王一起上演了一出“鸿门宴”。
秦国之所以会采取这个策略,是有着充分考虑的。此前,即周赧王十六年(公元前299年),秦军对楚国发动了进攻,攻陷了楚国8座城池。秦国虽有灭亡楚国的实力,但是列国正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中,只要秦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,列国必然会再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。还有一点不可忽视,楚人历来悍勇,秦国想要彻底地灭亡它绝非易事,还很可能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。到时齐国、魏国、韩国便会就此机会进攻秦国。
有鉴于此,秦国向楚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,邀请楚怀王到武关谈判。楚怀王正拿不定主意时,一位大臣向前进言道:“大王最好不要去赴约,秦国不守信用,不值得信任。”这时楚怀王的一个儿子却说:“秦国是好意,为何拒绝?”于是楚怀王便决定会见秦昭襄王。
正如那位大臣所言,秦昭襄王并没有按照约定到武关,而是用卑劣手段将楚怀王挟持到秦国的咸阳,以此要挟楚国向秦国割让土地。楚怀王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条件,结果被秦国关押起来。
消息传到楚国后,大臣们为国家安全考虑,决定另立新君。
然而,当时楚国太子却正在齐国做质子。楚国上下可谓乱成一团,家不可一日无主,国不可一日无君,楚国不可没有掌舵之人。于是,楚国文武百官多数建议,既然太子不在国中,就让楚怀王的一个庶子为登基之人,一者,可以稳定当前楚国的局势,二者,可以防备其他国家的不轨。
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楚怀王子嗣众多,如果册立庶子为君王,合乎规矩的人就太多了,眼下国际局势不稳,楚国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可能。同时楚国内部也是风云暗动,如果册立庶子,名不正言不顺,政局必将动荡不堪,原本想要的结果,就会恰如其反。
这一切,只有昭雎看得清楚明白。
昭雎为楚国的贵族大臣。平生做过很多错事,例如楚怀王时,命屈原出使齐国说服齐与之联合,而他竟然暗通张仪,致使合纵的计策就此失败。后来,齐国、秦国联兵攻楚国,面对秦军的进攻和楚怀王的命令,他竟然坚持“将在外,军令有所不受”,对楚军的困境置若罔闻,致使楚将唐昧兵败身死。直到楚国衰微,他终于改过自新,暗想如果继续下去,国家必定不得保全,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必将成为梦幻泡影。所以在楚王即将赴秦国之约时,昭雎便力劝怀王勿去,可惜为令尹子兰所阻,楚怀王终于难逃厄运。
昭雎明白唯有太子横回国主持大计,楚国才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稳定下来。于是,他决定派遣得力人手作为楚国的使者,前去齐国将太子横接回。
使者来到楚国,依照昭雎早就定下的计策,向齐王撒谎称道,楚国国王已经在去秦国之后身死。当时齐国是东方强国之一,国内自然不乏能人异士,他们虽然不能预测楚王的生死祸福,但是对于局势的分析还是很明晰的。
最终齐国得出结论:楚王很可能出事了,但是不一定死亡,楚国群龙无首,所以要接太子回去主持大局。齐国当然不会就这样让太子横回去,太子横若想回国即位,需答应齐国的条件:拿淮河以北的土地交换。
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相的,正是闻名天下的孟尝君。
孟尝君,历史只记载了他卒于公元前279年,妫姓,田氏,名文,因而更多的人称其姓名为田文。其和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“战国四公子”。
此时此刻,孟尝君正作为齐国的股肱之臣,为齐国国王出谋划策。
齐国人认为楚国要找一个人担任君王并非难事,然而要楚国奉献其淮河以北的土地给齐国,无异于是虎口夺食。因此,孟尝君进言说道:“楚国除了太子羋横之外,还有很多王子可堪大任,此次如果齐国不答应楚国的要求,不仅会就此和齐国结怨,还会让齐国背负背弃盟约的骂名。如果楚国一怒之下,立了其他人做了楚王,那么羋横在齐国手中,又有什么用处呢?到时怕羋横就成了齐国的一块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”(《战国策·楚策》)
齐国上下闻言,都觉得孟尝君说得很有道理,于是将太子羋横送回楚国,他就是楚顷襄王。太子羋横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楚国坐上王位,昭雎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。然而楚顷襄王在位时,却并没有就此重任昭雎,反而让子兰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位子。
可当初正是子兰的建议,楚怀王才会深陷秦国、前途未卜,何以楚顷襄王会闻而不察呢?其实楚襄王的心思正和后来的宋高宗一样,他们并不是“名正言顺”的获得国君之位的。对楚顷襄王而言,若不是子兰,他也许就不会登上王位,所以他才会对子兰“闻而不察”。
无论如何,楚国暂时免于战乱,江山得到了暂时的保全。太子横是最大的受益者,取代了楚怀王,开始了顷襄王的时代。秦国宣太后和昭襄王本以为借机会扣押了楚怀王,楚国会就此大乱,秦国可趁此从中渔利。没想到他们的计划泡汤,只能重新调整战略目标,开始新的战略运作。
“鸿门宴”没有起到预定的效果,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决定用武力震慑楚国。
楚顷襄王元年(公元前298年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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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军由武关出击,将楚军再次打败,杀死楚国5万士兵,夺取了析邑等15座城。楚怀王在这一时期逃脱秦国的魔掌,但中途被捉回。此时的怀王,已经被秦国当做了一个战利品,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但是其威慑力却是存在的。三年后,楚怀王幽怨不已,病死在咸阳,秦国这才把他的尸体送返。
楚顷襄王即位之后,不仅没有励精图治,想办法营救父亲回国,共同图谋楚国的强盛,反而整日沉醉在歌舞升平、声色犬马之中。这样的楚国如何抵挡得住强秦的进攻呢?
春秋战国时期,一国趁着与别国君主会见的机会将其囚禁或杀掉,并不罕见。楚国也使用过这种手段,秦国囚禁楚怀王一事反而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。但秦国扣押楚怀王对各国的威慑力特别大,因为楚国对东方各国而言仍是强国,其君王竟被秦国囚禁,可见秦国的实力已在楚国之上。
楚国百姓极重感情,尽管楚怀王对不住国家,他们仍然很怀恋楚怀王,视他为一国之君。怀王尸体运回后,楚国百姓万分哀痛。
痛定思痛,百姓将楚怀王的死归咎于公子子兰。如果不是公子子兰劝楚怀王赴会,楚怀王就不会死。
公子子兰因劝楚怀王赴会被指责,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屈原就会被称颂。在楚国,屈原品行高洁,智慧与才华兼具,深得民心。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建议,最终客死他国,这更能提升屈原的身份地位。
楚国百姓重感情,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。楚怀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,但屈原对楚国的赤胆忠心不减。
《史记》记载,屈原“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,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。意思是,屈原不忘怀念君王,复兴国家,扭转乾坤,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。
尽管屈原忠心耿耿,情志拳拳,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,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。屈原很爱国,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,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。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,借助才气,不免要发发牢骚。
屈原认为,楚怀王不用忠臣,一味听信张仪、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,丢失土地,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。
于是屈原作文章大发牢骚抱怨子兰,子兰大怒,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。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。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,顷襄王偏听偏信,屈原就被放逐了。
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、流放、放逐,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。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,披头散发,步履摇摇,一边走一边吟叹,真是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。
苏秦游说秦国不成,归家时颜色憔悴。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,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。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,如果不能实现理想,宁愿死得清白。
一位渔夫见到屈原,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。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——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(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)
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一句,将贤才被弃的失意、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渔夫告诉屈原,“举世皆浊,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”。
而屈原回复渔夫,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;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”
渔夫对屈原说,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,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,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。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,就应该随波逐流,甚至推波助澜;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,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,甚至吃酒糟。
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,屈原说,刚洗过头的人,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;刚洗干净身子的人,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。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,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?
由此可见屈原品行之高尚。屈原品行高洁,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,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。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,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。
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凸显了出来。
最后,屈原表示,宁可投江而死,葬身鱼腹,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。话都说到这个地步,屈原死志已决,无可挽回。
面对淼淼江水,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,屈原写了一篇《怀沙》。在《怀沙》中,屈原说“抚情效志兮,府诎以自抑”。意思是,摸着心胸自省,并没有一丝过错,尽管蒙冤受屈接连遭受压抑,内心也毫无畏惧。写完《怀沙》,屈原怀抱大石,“噗通”一声跳入江水中,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、辞赋大家作别纷乱的战国。
屈原自杀,究其原因原因是怀才不遇。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,是生不逢时。纵观中国历史,生不逢时的人很多,例如司马迁、贾谊、李商隐等,比比皆是。
作为怀才不遇的人,司马迁老先生写了一篇《悲士不遇赋》,起笔句就是:悲夫士生之不辰,愧顾影而独存。
细读历史,真是“楚人悲屈原,千岁意未歇。精魂飘何处,父老空更咽。”(苏轼《屈原塔》)
随后便是额外的知识拓展。
关于《渔父》的作者,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,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《楚辞章旬》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《楚辞》的基础上作注。在《楚辞》中,《渔父》已作为屈原的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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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据此,则认定屈原作《渔父》,又可上推至刘向时。后世认同屈原作《渔父》,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《昭明文选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但此说漏洞颇多。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贾列传》中引述《渔父》文字时,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,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在明确指出“《渔父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,又说“楚人思念屈原,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”,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。从内证来说,《渔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”,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,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“莞尔而笑”的渔父。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,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说:“《渔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(《屈原赋今译》)按之作品的实际,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。
在第一部分中,屈原开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、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。时间是在“既放”之后,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;地点是在“江潭”、“泽畔”,从下文“宁赴湘流”四字看来,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、泽畔;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,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。文中以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、心力交瘁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。
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。在这部分中,渔父上场,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。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,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。一问屈原的身份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?”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(官名),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,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。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:“何故至于斯?”落魄到这地步,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。由此一问,引出屈原的答话,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。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即自己与众不同,独来独往,不苟合,不妥协。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。针对屈原的自是、自信,渔父提出,应该学习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榜样,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“淈泥扬波”、“哺糟歠酾”,走一条与世浮沉、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。他认为屈原不必要“深思高举”,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,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。渔父是一位隐者,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。老子说:“和其光,同其尘。”(《老子》)庄子说:“虚而委蛇。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,后世成语作“虚与委蛇”)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、处世态度,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。他所标举的“圣人”,指的正是老、庄一类人物。儒家的大圣人则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坚持“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”(《九歌·橘颂》)的高尚人格的屈原,对于渔父的“忠告”当然是格格不入的。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、主张。他以“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”的两个浅近、形象的比喻,说明自己洁身自好、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。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,表明了自己“宁赴湘流”,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!”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!”《渔父》中的屈原,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、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。司马迁将《渔父》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,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,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。
全文的最后一部分,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。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,渔父“莞尔而笑”,不再答理屈原,兀自唱起“沧浪之水清兮”的歌,“鼓枻而去”。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。屈原不听他的忠告,他不愠不怒,不强人所难,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。他唱的歌,后人称之为《渔父歌》(宋人郭茂倩《乐府集》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《渔父歌》的“古辞”收入),也《沧浪歌》或《孺子歌》。歌词以“水清”与“水浊”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。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、水浊可以洗脚,大意仍然是上文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意思,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。
最后这一部分,不见于《史记》屈原本传中。从全篇结构来说,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: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;渔父无言而别、唱歌远去的结尾,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。不少研究者认为《渔父》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。但从全文的描写、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,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、贬抑渔父的意思。《渔父》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,而与此同时,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。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,从文学上溯源,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《渔父》。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,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。
《渔父》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。开头写屈原,结尾写渔父,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;中间采用对话体,多用比喻、反问,生动、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。从文体的角度看,在楚辞中,唯有此文、《卜居》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,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。前人说汉赋“受命于诗人,拓宇于楚辞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在文体演变史上,《渔父》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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